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进行监视、迫害、打击，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存有幻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伟大的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尖刻！这就是鲁迅的一大缺陷。的确，鲁迅是一个取得许多成就的人，然而成就绝不代表完美。他的尖刻，让他的文章显得犀利、尖锐，但久而久之，它已经溶入了鲁迅的生活，使他变的偏激起来。他否定了中国诗坛从古至今所有的诗人，他“骂”遍了一切主张“改革”而不是“革命”方式去解决矛盾的人；就连他的好友郁达夫，在他决定“隐退”时，鲁迅也不是给予了最辛辣的讽刺吗？总之，尖酸、刻薄，带给鲁迅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也许也改变了鲁迅的一生。但鲁迅毕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在众多作家中，鲁迅是突出的一个，他敢骂，骂苟延残喘、阴险狡诈的“落水狗”；他敢论，论国民众生的劣根本性；他敢抨击，抨击狂人眼中“吃人”的世界；他敢呐喊，为被封建统治毒害而麻木不仁的弟弟。总之，敢骂、敢论、敢抨击，这又都是做为作家方面鲁迅的优点，也是我之所以崇拜他的原因之一。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只是他们可能在某个方面为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生的各个方面都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所以我们对于名人，就要保持一种平常的心态，不要盲目崇拜。

？他真的那么冷酷刻毒吗？摩罗许多人认为鲁迅世故、多疑、刻薄，有的人认为鲁迅阴暗、冷酷、狠毒、愤怒、憎恨，骂人没有节制，不讲宽容宽恕。甚至还有人认为鲁迅心理病态、人格卑污。鲁迅自己也说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那么，鲁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心理特征究竟是什么？他的性格怎样？他的人品怎样？鲁迅的文学风格的确是荒凉冷峻的，但这荒凉冷峻的风格背后是不是就一定是一颗荒凉冷峻的心？有没有可能他的灵魂的色彩和氛围正好与此相反？鲁迅的文字的确常含讥讽，但是讥讽的背后是不是就一定是恶意？有没有可能他的意愿正好是善良而又温柔？鲁迅的心理的确十分敏感甚至过分敏感，但是，心理不敏感的艺术家还能是一个好的艺术家吗？为什么历史上的研究者对于鲁迅的解读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鲁迅的人格特征？苏雪林对鲁迅的认识最为特别，关于鲁迅的性格，她说：“这位作家的性格是那么地阴贼，?f刻，多疑，善妒，气量褊狭，复仇心强烈坚韧，处处都到了令人可怕的地步。”关于鲁迅的人格，她说：“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综上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方当宣其罪状，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关于鲁迅的影响，她说：“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这位苏女士将鲁迅描绘为有史以来第一恶棍。对于鲁迅的心理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朱大可近年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中多有分析，朱说：“毫无疑问，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遍的鲁迅崇拜思潮，实际上就是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它的残酷性被掩藏在文学和社会正义呼声的后面。而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知识分子本身而非官方机构，才是流连于鲁迅神殿的最虔诚的香客。不仅如此，在经历过残酷的政治迫害之后，甚至在彻底放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他们也依然保持对鲁迅的刻骨铭心的忠诚，全力捍卫这一二十世纪最坚硬的道德偶像。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对此作出解释，那就是这个民族对于仇恨和暴力的永无止境的热爱。另一方面，在‘正义’的召唤下，只要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公正和腐败的涌流，鲁迅的殖民地遗言就会继续成为鼓舞知识分子憎恨和挑战现实的楷模。”与批评鲁迅的人比较起来，为之辩护的人显然更多。如果是他的门徒，其辩护也许感情太深，主观太强。这里选择两个远非门徒的学人关于鲁迅心理特征的议论，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鲁迅的解读和理解。比朱大可年轻十余岁的学者张远山认为，鲁迅不但不是恶棍，不是仇恨的火种，实际上是一个很仁慈的人。他在《鲁迅论：被逼成思想家的艺术家》一文中有如下论述：事先永不防范，而事后不遗余力儆其效尤，正是鲁迅的独特“恕道”──传统的恕道是在后的：先防范，被伤害后无力反击，于是不得不“宽恕”。而鲁迅的恕道是在先的：先不防范，被伤害后就“不宽恕”了。很明显，传统的事后恕道，大多是弱者的虚假标榜；有能力反击却真正宽恕的人，少得几近于无。而鲁迅的事先恕道却是货真价实的，是真正的大恕；当然也由于他是强者，事先不防范，是因为有真正的实力和自信。那种事先用自私自利的不信任逼得人人自危，弄到不可收拾才来抹稀泥，卖弄其事不关己的“宽容”，正是鲁迅毕生视为死敌的传统毒素。“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杂感》)鲁迅的愤怒，是对"更强者"的愤怒；鲁迅的"不宽恕"，同样是对"更强者"和恃强凌弱者的"不宽恕"。对"更强者"的愤怒和不宽恕，正是为了替更弱者打抱不平，是鲁迅身上的眉间尺式的豪侠精神。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竟不断有更弱者仅仅因为鲁迅对"更强者"的不宽恕，而对鲁迅"愤怒"了。更弱者竟然来为"更强者"抱不平了！鲁迅能不吃惊吗？鲁迅能不这样想吗：这真是咄咄怪事，诚不知人间何世！然而答案却简单得出奇，说出来竟要让人失笑：更弱者替更强者打抱不平，是对更强者的献媚，以便得到更强者的保护，甚至接纳自己加入更强者集团，去欺凌其他的更弱者。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智者鲁迅会想不到吗？当然不是。那么鲁迅为什么好像永远不知世事呢？是因为仁者鲁迅不愿“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在鲁迅身上，仁慈的成分压倒了智慧的成分。鲁迅的同时代人，与他并不接近的学者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有意回应了社会上对于鲁迅心理生活的各种猜疑（也是多疑的一种）和批评，不过他是选择了鲁迅作品的风格作为进入话题的入口。在他看来，鲁迅是一个十分率真的人，一个真正和平的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说：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在《阿Q正传》里，我们看一切人对阿Q是没有同情的，可是这一般人之对阿Q没有同情，却正是显示作者鲁迅对阿Q之无限的同情。许多人以为鲁迅世故，甚而称之为“世故老人”，叫我看，鲁迅却是最不世故了。不错，他是常谈世故的，然而这恰恰代表出他之不世故来。鲁迅虽然多疑，然而他的心肠是好的，他是一个再良善也没有的人。……和平，人道主义，这才是鲁迅更内在的一面。他的为人极真。在文字中表现的尤觉诚实无伪。他常说他不一定把真话告诉给读者，又说所想到的与所说出的也不能尽同，然而我敢说他并没隐藏什么。容或就一时一地而论，他的话只是表露了一半，但就他整个的作品看，我认为他是赤裸裸地，与读者相见以诚的。鲁迅的虚伪，充其量不过如人们传说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虚伪，在鲁迅的作品里，不惟他已暴露了血与肉，连灵魂，我也以为没有掩饰。李长之的言说十分客观公允，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态度。他具有出色的艺术感觉力和文学鉴赏力，能够从文字往里读，直读到作者的心性和骨肉。从李长之的“和平”说，到张远山的“仁慈”说，对鲁迅的理解可谓入骨三分。当然，理解鲁迅并不是要有意否定他的性格特征。社会上对于他的性格的批评并不是没有依据，说他多疑、尖刻就像说他的作品冷峻荒寒一样并不是无稽之谈，问题是如何理解他的这些特征。钱理群认为鲁迅的这些心理特征，恰好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他批评毛泽东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实际上是要知识分子放弃艺术家或者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模式，改造得跟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模式完全一致。这既是对艺术家人格的不尊重，也是对艺术的无知和不尊重。当我们隔着历史的宽阔缝隙打量和谈论鲁迅时，应该格外小心，不要不经意地显出这种不尊重。

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进行监视、迫害、打击，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存有幻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伟大的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